大乘的建築觀 漢寶德

大乘的建築觀 漢寶德

CHAO LI HSING CHAO·2020年6月1日 星期一·閱讀時間：1 分鐘


一直想找這篇1988年漢先生在賀陳詞教授70歲生日祝壽文集上寫的文章
竟然在對岸建築網站上尋得
大乘的建筑观 汉宝德
贺陈词先生七十大寿，学生们无以为贺，筹划出版论文集以为纪念，我在进行中的研究不宜于祝寿，乃征得华山的同意，把我近年来对建筑的看法写出来，作为对贺先生的贺礼。
回忆近三十年前，我在成大做助教，住在东宁路的单身宿舍，每周都到贺先生家聊天，每次去总吃晚饭，并聊至深夜。师母殷勤招待，做些好菜上桌，使我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感到单身宿舍伙食的太大压力。我当时年轻，不太知道师母要照顾五个孩子已经十分辛劳，回想起来，我时常拜访，为师母带来不少麻烦，而她永远笑脸相迎，直到今天，当时的情境记忆犹新，永难忘怀!
在贺先生的小客厅里，对着于右任的一幅小直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贺先生对建筑十分执著，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为人谦和，不以老师自居，所以我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接受他的影响。在此一生中，贺先生是影响我最大，而又不能具体的指出影响何在的老师。在相当长而心情十分低沉的三年助教生涯中，他是我的精神支柱。
回国后二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太多机会与贺先生见面，最近的十来年，我居然脱离了建筑的教职，实在愧对他的鼓励与教诲。记得我刚到中兴大学任职时，他仍然热心于建筑教育的发展，曾约我一起与当时尚任台大工学院院长的虞兆中校长见面，说服他在台大工学院设立建筑研究所，这可能是台大能在土木研究所内设立建筑研究室进而成立研究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虞校长任内，虽屡为行政院否决而设所不成，却为研究所打下基础，回溯过去，贺先生热心推动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自民国七十一年起，我就完全脱离教职，投身在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筹划上，很多建筑界的朋友觉得这是不值得的，贺先生没有表示意见，相信他也为我未能坚持在建筑界奋斗而惋惜，我没有机会向他报告，自我离开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位子以后，我的建筑观就改变了。与我共事的年轻一代，我的学生，曾不止一次听到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愿意借这个为贺先生祝寿的机会，把我近来的思想剖析出来，请建筑界关心我的朋友们指教。
建筑本质的省思
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建筑的定义常觉不切实际，但是经过数十年建筑教育与职业经验，觉得定义就是思辩的结论，就是对于一事一物的基本看法，就是哲学基础，就是对本质体会的结果。
在我读书的时候，常听到柯比意那句名言“建筑是生活的机器”。这句话虽并不为大家所完全承认，但却代表了现代主义的建筑观。现代主义者是重视理性与功能的，是西方文化发展到极端的建物。从这句话里，表示建筑是为生活而存在的，建筑与汽车一样是一部机器。这是Le Corbusier年轻时候说的话，对一个东方的建筑学生而言，只是一句观念较新奇的话而已，并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文化意义。
我于60年代就到美国念书，恰在现代主义做最后挣扎的时候。反现代主义的浪潮，在路易士康的带领和社会文化界的声援之下，(尤其是普普艺术与雅各太太的著作)已经完全成型，就等范裘利的最后一击。对于喜爱思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战斗意味的时期。现代主义者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开始自我反省，并施出最后的一招，希望挽救其命运，那就是建筑的科学化与学术化。60年代是建筑上行为科学的研究与设计方法的研究最热门的时代，就是为了藉学术之力，所能肯定理性在建筑上的价值，也就是进一步的信守“建筑是生活的机器”那句话。
现代主义在遇到信心危机的时候，发现Le Corbusier以及现代建筑的前辈们的教诲并没有错，而是没有认真执行。Le Corbusier说了这句话，自己到了晚年，像玩泥巴一样的玩混凝土，返老还童，把建筑当艺术看。现代派的少壮份子希望把常识的机能主义，推上科学的机能主义的层次，赶上科技领先的时代。
我读书的环境在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我当时也坚持现代主义的精神，力主建筑的科学化。甚至把这种信仰带到东海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中。可是在同时，我也从事建筑的实务工作，花费一部份心力在设计上。在几年的时间内，由于与业主的接触，我开始感觉到建筑的理论与教育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即使是科学的分析，也无法建立共识。
这时候我面对了严重的困惑。站在学院的立场，可以把学生引导于理想主义的层次，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尖兵，因此教育体系力求超然于实际职业的运作之上。这就是我的做法，我要求学生维护知识份子的尊严，不受商业社会的污染，为理想付出代价。但是我也不免怀疑，这样的建筑教育对于未来社会的远景，有怎样的预期?我们是否可以为未来勾划一个轮廓，使今天的理想终有实现的一天？
我有一个答案，所以在那段时期，我希望建筑的职业架构改变。我预期未来的建筑界与其他工业生产体系一样，会进一步的合理化。因此我认为社会并不需要建筑师制度，应该结合营造业，成为完整的经营体系，因此“合理的设计原则”可以发挥作用。我对当时立法院通过了《建筑师法》，使建筑专业化得以西洋式的形态的合法化，感到是一种开倒车的做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得到另一种体会。回国后，因虞曰镇先生的资助，办了几期《建筑与计划》双月刊。这是一个粗糙的以现代主义为立场的刊物，但无法得到任何反应。后来虞先生基于其他的考虑，不再支持我，我乃以最简单的方式出版《境与象》双月刊。由于在内容上以感性取向，立刻得到相当的回响。这使我体会到要取得共识，达到沟通的目的，严格的理性和细密的推理，远不为动人的说辞与引人注意的形态更有实效。
这时候我很认真的思考，把建筑当做一种合理思考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是一群对建筑怀有理想的人，我们有一套严肃的理论体系，但这是永远不可能与社会大众沟通的东西，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拥抱社会大众呢?
把自己当作商人，积极投入商业社会的运作中，是另一个极端的做法。然而现实主义的态度会把建筑这一行业完全吞噬掉，建筑师就失去知识份子的立场了。建筑原先就失掉了现代主义时代所特有的使命感。我开始觉得，建筑家若要找一个在现代社会上不要卑躬曲膝的求生存，仍能受到社会尊敬的办法，只有回到西洋古典传统的观念，承认自己是艺术家。那么就要肯定建筑是造型艺术。
这已经绕了一个大圈子了。建筑是艺术，是西洋十九世纪学院派的定义，在现代建筑革命时已经被革掉了。包豪斯只承认建筑是一种工艺。工艺与艺术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把造型视为生产过程的自然产物，是逻辑与美的结合；而后者则视造型为一种目的，生产过程要支持这种目的的达成。把建筑定义为一种艺术，就要放弃合理主义的观念，以感性代替理性。然而建筑系的教育中免除绘画与艺术训练已有若干年了，这个圈子绕得非常辛苦而尴尬。
其实强调建筑中人文主义的精神，我自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我读了Hudnut与Belluschi的文章。对人文精神就心向往了，只是压制在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下，未经萌芽而已。因此我的思想很自然的回到西方学院派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把艺术的内涵包容在人文精神之中，当我们用今天的角度看人文主义的时候，就不一定限于贵族式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也可以是民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艺术的涵义也可以演而为大众艺术了。这就是范裘利在60年代初期所发现而大力鼓吹的东西，只是他受美国学院的影响太深，在发现之后又把它推回到象牙塔理论的尖角里去了。
当我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时候，已经离开东海大学建筑系了。回顾几年间所做的建筑、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乃至出版了又停刊了的杂志，好橡一个梦境一样。现代主义者的理想逐渐离我远了。我曾经是一个执着的人道主义者，曾经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曾经是一个有机主义者；这一些都离我很远了。
我非常遗憾向这些多年的信仰挥别，尤其使我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放弃人道主义的立场。现代主义中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现代建筑特别重视大众居住问题，居住环境问题，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尽欢颜!”是中国的人道主义的建筑思想。对于一个在战乱中过了难以言喻的苦日子的我来说，这是崇高伟大的建筑观，是建筑家最高贵的理想。我曾于1970年参加过德国的一个研讨会，又于1970年参加了伦敦大学的都市发展课程。这两者都是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设，讨论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福利问题。这些曾加强了我的福利社会与人道主义的观念。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十分遗憾!在我开始为中国时报撰写专栏《门墙外话》的那最初几年，时常强调的就是这些观念。记得我初次写到台北兴建天桥是不合人道的做法时，曾得到相当广大的反应。在极少数人拥有轿车的当时，这是可以想像到的。
在骨子里，我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想法，可是在建筑上，我已经不认为负有人道主义者的任务了。我的经验告诉我，喂饱饥饿的大众，供给顶无片瓦的寒士们房屋，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政治家与工程师的问题。我了解到只有在***的国家，至少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彻底由政府解决居住问题，建筑界研究居住建筑的成果，才能配合工程师，派上一点用场。在标榜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我国，不放弃只有痛苦而已。因为十年前的台湾已经是房地产投机业者的天堂了。
一个民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是自另外的观点为大众服务；是利用民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人”与做为业主的大众的“人”。
看上去似乎无可深究:我们是“人”，何曾有任何问题?不然，在现代主义时代，有使命感的建筑家虽为人身，在精神上是具有神格的。现代建筑的大师们的著作，其口气是救世主的，他们与先知一样，要救世人于苦难中。所以当时的大建筑师几乎都有一套都市的构想，因为透过都市的居住形态，他们的智慧就以神格创造了人群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社会大众不但是可怜的，而且是愚蠢的。
在这个传统之下，有使命感的建筑家都喜欢大尺度的计尽。建筑研究所的学生争着进入都市设计组，使他们都成为个性高傲、行为乖张的“非人”。嘴巴上说的都是为了人群，然而却对人群毫无所知。他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做为一个民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首先要恢复自己的地位与“人”格。承认自己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自己的贡献要视民众接纳的程度而定。恢复“人”格，不表示坠入流俗的泥淖之中。因为人文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有其高贵的一面；孟子的性善论就是人文主义之理想主义产物。人文主义的建筑家所努力以赴的是把人性中高贵的品质呈现出来，提升人之为人的水准。自一个角度看，其角色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并没有两样，只是少一点英雄色彩而已。
现代的“人”格中仍然可以强调创造的成份，也就是艺术家个人的发现。这样说，英雄的意识是可以存在的。在路易士.康反击功能主义理论的时候，指出人的造物可以不同于自然。人可以画一个红色的天空，可以建造一个走不进去的门。这是人的意念的表现。康的思想中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而英雄是合乎神、人之间的性格，也是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性格。但是民主时代中的英雄不是悲剧中的英雄，是可以引起他们共鸣的英雄，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的英雄。自怜狂式自封英雄的时代也过去了。
今天的人文主义建筑家所服务的对象是多数的群众，而不是少数的英雄。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份子的大众，是不轻易向自以为是的英雄顶礼膜拜的，易言之，今天的建筑家要能使这些受过教育、家有恒产，但对艺术没有深入了解的大众受到感动才真成功。要做到这一点而不流于凡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传统的省思
我对中国传统建筑是自心底里喜欢的。但是在现代主义挂帅的时代，我的喜爱只偶而出现，而且是附着在现代建筑上出现。自从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起，在课堂上是反传统的，到了假日，我喜欢在台南的古老建筑间闲逛。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何有这种矛盾的行为。在当时，我认为传统与现代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对于东海大学的校园，努力结合传统与现代的风格，我很喜欢，但对其理念不能接受。我觉得东海大学校园的设计人思乡病太严重了，有些诗情的想像，因此就像大多数外行人批评的一样，日本味太重了，与我在台南小巷里所体会到的中国传统相去太远了。
由于大家所敬爱的金长铭先生很喜欢谈建筑哲学，常常以道家的理论来解释现代建筑，所以我在成大任助教的时候，曾再三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佛兰克莱特的建筑最接近自然，也最受东方影响，是衷心的老子哲学崇拜者，但是很少被人提到。反而对东方完全没有了解、百分之百的西方文明产物的密斯凡得罗的作品，却一再的被认为与道家哲学不谋而合，使我开始时感到相当困惑，也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我认真的读了张一调教授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为求精读，我把它翻成中文。张教授文笔流畅，论理富创造力，以空间的不可捉摸性与道家的“无”来对照实在非常引人人胜。与金长铭先生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来看密斯的空间，以“大象无形”来看密斯的造型，确实发人深省，对中国文化与建筑理论间的玄妙关系产生莫大的好奇心。但是在思想上我是现代主义的信徒，我很欣赏“玄思”，但不相信它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我经过思考后，觉得密斯的影响已是日正中天，其贡献已有西方的理论家与历史家予以肯定，何必再由中国人用中国思想去锦上添花一番呢?设计一座密斯式的建筑，认为表达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又有甚么贡献呢?
莱特不为中国人所重，使我感觉到中国近代的知识份子太喜欢玄奥的理论、太不重视实际了。老子明明是崇尚自然的，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已经是理论了，那么自然是甚么呢?自然不是你我所见的自然景物、天候季节等现象吗?莱特因为太实际的亲近自然，反而不为中国人所喜。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文化中缺少自然主义的本质。
我决定不谈传统与现代，先潜心去了解传统。在留美的几年中，除了上课、写报告之外的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的中国艺术书籍上。没有人指导我，只是因为兴趣所在，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读。读了就写笔记，只此而已，自感中国传统浩如瀚海，实在很难摸到头绪。其中少部份与建筑有关的笔记，就是我回国后写《明清建筑二论》与《斗栱的起源与发展》二文的基本资料。尤其重要的是，我对中国艺术史掌握了一些概念。
在接触到台湾社会对风水的执迷之后，我在东海大学时即开始研究风水，阅读一些风水的典范。对于中国民族为此沉迷于迷信的系统中，千年以来，不知消磨掉知识份子多少生命。直到今天，大部份的中国人仍然相信，而且把风水、命相看做行事的指南针。我开始感觉到，了解中国，通过西洋的理性原则是办不到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我相信文化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生活、思想、价值观的总和，中国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倡导赛先生与德先生所可以解决的。胡适那一代，自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七十几年了，中国依然是中国，数千年留下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建筑在中国的现代运动中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小问题而已。要了解中国建筑的传统存废问题，先要了解中国民族的性格。
民国六十七年秋，我到中兴大学以后，脱离繁重的建筑教学活动，开始反省一些问题。首先，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我的目的是对中国历史得到一个整体的感觉，想法抓住传统的意义。传统是由历史所形成的，我希望掌握到一点中国的历史精神，不是经由历史学者、哲学家告诉我，而由我自己直接自历史中体会出来。读完二十四史，我好像更认识中国、更认识中国人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单纯的民族，这样一个自原始森林中直接踏进文明的民族。我对中国建筑有豁然贯通之感。
那时候，我提倡、鼓吹古迹修复不遗余力。我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喜爱，无以发挥，就全部表现在古迹的维护上。林衡道先生在台湾传统建筑上的广博知识特别有助于古迹的推动，东海大学建筑系成为古迹研究的尖兵，除了出版了几本研究报告外，我在东海系主任任内完成了台湾第一座古迹维护的工作:彰化孔庙。在离开东海之后，即开始了漫长的鹿港古风貌的研究、维护工作，至今尚未告一段落。
古迹的研究与维护，因有测验与修理的实务，故特别有助于对传统建筑的了解，尤其是中国建筑匠人表现的价值观与工作态度，在在反映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建筑实在是一个文化的缩影。
这时候，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分别于寒暑假办理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其中“台湾传统的建筑”一讲由我担任，同一题目、同一演讲，每年向不同的对象举行四次，给了我不断整理思绪的机会。我写了讲义，但从不使用讲义，而以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轻松的比喻，解释一些传统建筑的观念。据承办人员告诉我，我的课受到相当热烈的反应。事实上我可以在课堂上感觉到听众的反应。
以文化来解释建筑、了解建筑，我最多受吴讷逊先生的影响，吴先生细密的观察与明晰的图象概念，在我初期有关中国建筑的演讲中是常常借用的。在1975年，为东海大学东风社所做之演讲“中国人之环境观”中，使用了一部份吴先生的观念，大多为我个人的体会，但表达的方式仍受吴先生的影响。这篇演讲稿受到俞大纲先生的重视。我个人的观念真正成熟，并摆脱了吴先生西方图象式的解说，是自史迹源流研究会的演讲开始。
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对照西方文化发展而得来的。中国民族并没有经过西方式的思想的、宗教的、哲学的反省，甚至文艺复兴式的自我扩张的历程。所以我们没有哲学、没有科学，也不相信未来的世界。我们是一个文明世界中的野蛮民族。在西方兴起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也是最野蛮的国家。我有这种体会之后，在报章杂志上写东西时，常常表达出对民族之现代化的文化性障碍感到悲观。我尤其常常提到中国缺乏宗教信仰的严重性。
我教中国建筑史，开始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那就是远古到汉末的神话时代，自六朝到北宋的佛教时代，自南宋到清朝的无神时代。我认识了中国建筑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那就是民众化的精神；而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俗化、大众化。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于两千年前即已开始民众化的原因，乃在于封建制度的解体。对封建制度在西洋、在日本，都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是科学发展的土壤，甚至是民主思想、宗教改革的温床。大一统帝国下，这些机会消失了。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中国的艺术与科学就无法领先于世界，而逐渐沦落。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建筑，不是指秦汉，不是指隋唐，而是指明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祖父与父亲辈的中国。这是一个以迷信为寄托，以逸乐为幸福，以儿孙为传承的中国；单纯而乐生，厌恶死亡，不重来生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实在远在殷商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与后来的佛教，为我们披了外衣，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所以中国人在考古的发觉中把中国的建筑文化不断的向上推，我并不觉得惊讶。中国的木架构与四合院，以中国文化性质来说，再上推一、两千年也不为过。
艺术界老前辈谭旦冏先生在数年前一次聊天中，提到中国艺术的大众性，点通我数年的困惑，自此后，以大众文化来看中国文化，特别是明代以后，脱除佛教外衣之后的真中国，就发现很容易连接上美国的当代文化，美国因为没有欧洲式封建与宗教精神，近几十年来的发展，非常接近中国式的人文性和大众性文化。
我开始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是自最基本的求生精神出发的。我们了解的宇宙、我们的社会组织，几乎都反映在自己的身体上。这时候，我再翻阅范裘利在十多年前的著作，发现他所说的“装饰的掩体”(Decorated Shelter)是用来说明中国建筑最贴切的名词。我对中国建筑有豁然贯通之感。
中国建筑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其实中国的绘画与文学虽出于文人之手，也是十分生活化的。中国的艺术从来不自外于社会，也从来不欺骗社会。雅俗共赏成为大众与艺术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自明代以来，艺术完全属于大众，不论画家、和尚还是道士，其所画所题，概为了民众所能了解，为人人所欣赏。自皇子以至于庶人，在艺术面前一律平等，艺术并不以某一阶级为对象。其描述的内容也为大众所深知。
自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没有真正的专业艺术家。即使是商业化以后的江南地区，画家也不完全职业化，他是一位特别有灵思的文人，只有西洋传统中才有把自己的生命赌在艺术上，为自己的理想而一时不求闻达的精神，与民众采取对立的立场。建筑从来不被视为一种艺术，但到今天，如果社会大众接受建筑为一种艺术，那么他所要接受的是一个属于他们的建筑，而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中国人不要个人英雄式的艺术家。
当代文化的省思
当我有了这种觉悟的时候，已经到了1980年代，经过了六十与七十这两个十年的动荡，世界的当代文化走上了一个新高原。全世界都摆脱现代主义的束缚，扬弃了现代主义的想像，后现代的时代性格完全成熟。
新时代是人文主义者的天下，本世纪上半段，莱特与孟福等人担心机械会支配人类的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也不再是五十、六十年代所担心的电视支配人类生活的时代了。人可以重新成为宇宙的中心，这就是资讯时代的来临。
这样的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价值观。过去的社会价值赖以维系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信念到今天也受到怀疑。宗教也多元化，过去因宗教而凝结的社会，有被融解的趋势。人之不同，恰如其面。这种“不同”渐被接受，并受到尊重。过去的怀疑主义者只是瓦解传统的信仰，今天则是肯定个体的主观判断了。多元化在表面上看来，使现代社会呈现一片紊乱的景象。
这段时期我在报上写很多专栏，由于读者反应，深深体会到价值判断是多元的。我越来越不相信可以说服别人。只有价值观相同的人才能真正沟通。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结为团体。最后一切价值的抗争都反应在政治力量的抗争上。
在这种情形下，艺术与建筑也要面临一种新的情势。我很怀疑，以后我们还会产生支配大家思想观念的“大师”。这些大师将永远存在，我们不时回头欣赏他们的作品，如同古典音乐的大师一样，随时仍可感到他们的存在，但历史不会重演，我们的时代不会再制造英雄。一个懂得运用媒体的人，可以一时之间使自己膨胀，受到大家注目，但与政治领袖一样，他会因受到众多价值观不同的人之攻击而迅速褪色。我体会到，艺术与建筑的工作者必须了解，在现代资讯社会中，能够使自己的贡献在广大的资料库中流通，供人索阅、查询、参考，已经很不错了。太多有特色的画家了，太多想自创一格的建筑家了!吵闹之声震耳欲聋，群众就一律听而不闻了。
我很高兴的发现，新的人文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特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逸乐取向”，有使命感的中国读书人很不喜欢“逸乐取向”的文化，但是某些人要承担国家民族未来的使命，在今天已成为可笑的观点。只有在仍需要革命的国家才有点意义。逸乐就是使身心舒畅，是人文精神中很基本的元素。在多元社会中，有些人仍然相信苦行主义，仍相信“危机意识”，但大多数人以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感到愉快。这种趋向在艺术上，就是对美的追求，是新的唯美主义时代的来临。
在传统艺术的三要素中，真与善都受到时代的挑战，成为不易肯定的价值了。只剩下一个尚无大碍的美学。美的绝对性也受到学者们的质疑，但是大众是不懂得理论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感觉。他们虽因时髦而对美感的判断略有差异，但对美的形象几乎都有共同的感觉。美要自“俊男美女”的吸引力开始探讨，有为大众共同喜爱的美女，世界上就有绝对的美。因此西方艺术界所痛恨的装饰性美术，就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了。现代人喜欢生活在美的世界中。
除了美之外，现代社会追求新奇感。他们已经失掉思考的能力，而喜欢直接感官的瞬时收受。在数十年前，建筑家如纽特拉就讨论到永恒感的消失，到今天，可以丢掉的建筑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为了满足新奇感的需要，临时性或类似临时性建筑大为盛行，西方世界每年花用庞大的经费建造世界博览会性质的建筑，使用期间为半年，而每年有数处举行，大小规模不一。结构体不宜变动的市区建筑，因装璜业的盛行，在室内、室外都可以随时改变，以新人之耳目。
自博览会建筑到永久性的博览会建筑、狄斯耐世界及多种游乐场，今天的文化，是一种欢天喜地的娱乐文化。我曾经很看不起这种“肤浅的”东西，我曾努力追求深刻的价值，但自文化层面去了解，一切观念都改变了。事实上，我在观念上的改变自从一九七五年在加州技术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发现美国的加州文化就是一个梦想与奇幻的文化，其建筑是一种梦境的创造，但到八十年代，我到中兴大学之后，才完全确定自己的看法。我喜欢为欢乐的大众服务，我不再板起脸来，用学究的态度与业主争吵了。
在这段时问里，我有机会完成了救国团溪头的青年活动中心，这两个建筑群依其样式，都不是我所喜欢的现代作品，与我在美国东岸所学全不相干，但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十数年至今不衰。奇怪的是，建筑界似乎有相反的看法，倒比较喜欢我不太受欢迎的作品。这使我觉得在精神上，与我所属的专业越来越远了。
但不可否认的，我的独特风格失掉了。在我看来，我丢弃了自己的假面具，与民众混在一起了。
这时候，我开始负责筹划国立自然科学馆。我受命主持其筹备处，是帮忙性质，无意全力投入。但责任攸关，我不得不求深入了解。数年后，我发现今天的博物馆，在观念上是狄斯耐的引伸。它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宝石盒子，而是以提供群众欢乐的方法来实施教育的机构，我很快就对它发生甚大的兴趣了。并加强了我对建筑民众化的看法。
我并不觉得建筑必然是临时性的、包装式的。因为即使到今天，建筑仍然是一种很昂贵的货品，不应该数年就拆除的。但是我深信，在新的人文主义的建筑观中，不一定靠不断的转换来服务大众。我深信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不需要学院式教育即已存在的感应能力。就好像孟子对人类的善心，追究到恻隐之心一样，人类也有一种美心，可以追究到对美丽面孔的崇拜。这一点是不必教育就知道的，而且是百看不厌的，这种美心是天生的，但当其实现，不可避免的渗入了民族的价值在内。
我同时感觉，要满足今天“地球村落”居民们的需要，今天的建筑文化可能会成为观光文化的一角。自地球的整体来看，观光文化就是多元价值的一种表现。世界上每一角落的人都要到其他多角落的独特民族环境中去观光，去体验不同的美感。国际主义是跨国大企业的产物，是完全单调、令人厌倦的，现代主义不是被建筑理论界的革新者打垮，是被群众所遗弃了。在逸乐取向的文化中，一地的建筑不仅为居住者所用，而且不能不负担观光的任务，为来自全球的游客负一点责任。
我认为在现代的建筑家所可以做的，就是提供这两种服务。寻求百看不厌的美感，同时提供民族感情的满足。
这也是我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我觉得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主体的思想。它的精义所在就是解除教条的枷锁，把心性尽量发挥出来而已。我们已经没有经典了，因此可以爱我们想爱的、有我们想拥有的。人生是如此，艺术是如此，建筑也是如此。感谢科技上的成就，使我们都能回归自然，自大众文化转入小众文化。感谢经济上的发展，使我们都有足够的财富，选择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到我们所喜欢的地方去参观。感谢政治上的民主化，使我们解除一切禁忌。人类的历史进人一个可以选择、有能力选择、有足够的多样性供我们选择的时代!
建筑美的角色同时也是为大众所提供选择的机会。建筑服务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未来，教育水准会不断提升，“雅痞”这样要求高品质生活的人群会扩大。他们会成为一个成熟社会的决策者。要求高雅、要求变化、要求风格——不是建筑师的风格，是他自己的风格。忽然间，好像洛可可时代来临了，只是这一次高雅的庸俗不是帝王的专利，而是中产阶级共同追逐的目标。
大乘的建筑
这几年来，我自文化的反省、自传统的认识，反过来看建筑的本质，觉得不管世界建筑的发展要采纳哪一个方向，中国的建筑必然要走中国人的路子。我体会到中国人所需要的、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实在是合乎时代潮流、合乎未来趋势的新建筑观的基石。
这使我想到中国文化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大众化性格所致。中国是世上唯一，不经过俄军的占领，自发性的自思想推动产生***政权的国家。***的思想背后有平等主义的要求，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是由大众文化培养出来的。
我想到，在纪元二世纪以后，自印度传来的佛教，没有多久就被中国人吸收，彻底的改变了性质，以我肤浅的对佛教的了解，佛教于产生时原是一种苦修僧为主的活动，其主要的信念是“灰身、灭智，归于空寂之涅荣”，是对自我欲念的挑战，到了中国，原始佛教中那点救世济人的想法就被扩大而为“自利利他”的宗教了，这就是大乘佛法。
在大乘的信仰中，菩萨是一个超凡的圣者，他不愿使自己上达涅系的境界，而要济世救人，不完成这一项工作，是不应离世人而去的。这样的信仰很容易俗化，渗入大众性文化之中为万民所接受。菩萨的形象逐渐女性化、圣化而涅系就变成带着凡世享乐色彩的西方极乐世界了。到后来，真正怀有大慈大悲心肠的佛教信徒们，是不期然的希望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在今天的世界上出现的。这种现世主义与大众主义的精神是大乘信仰必然发展的结果。
今天中国的建筑家也要抱著大乘的精神才好。
现代建筑在西方发生的时候，原是有社会主义的内涵的。但是社会主义与大众主义之间有距离，乃不为西方民主社会所接受，他们所能接受的，只剩下基提恩所提出的现代美感。其教条意味着清教色彩浓厚，为时代所抛弃，是很自然的。
但现代建筑与现代绘画传到我国来，也把西洋艺术界那种象牙塔的精神带过来了。西方的传统是:越在艺术上造诣高的人越远离群众。即使是为世人所崇拜的毕加索与达利，其作品的交换价值高不可及，但其艺术能为人所了解的也极为有限。所以西洋艺术家至最高点的模式是创造一个惊世骇俗的个人式样，为社会大众所注目，甚至漫骂。然后利用艺术评论家的笔，为自己的个人式样寻找理论根据，先在艺术界内立足，成为“大师”，作品在多种大众性出版物上出现。这时代懂得的人仍然很少，却先由行内予以肯定，成为年轻一代的模仿对象。最后一步是在中、小学教科书上出现，强力灌注其价值观予下一代奠定千年事业的基础，而国际艺术市场以百万美金为单位的代价来代表其艺术价值。可惜的是，这些作品也许成为投资的对象，但对一般大众而言，仍是莫名其妙的。
这种精神是自我完成的小乘精神。采用的手法乃以自毁来达到完成的目的。第一流的艺术家大多行为乖张，以放纵来蔑视大众，得到大众的喝采。这是对群众自虐心理的充分利用。是沽名钓誉，以商业社会的利器，大众媒体，来支配商业社会。在这方面，毕加索与达利也许是成功的。但对人类的价值，有再检讨的必要。
抱持着大乘精神的艺术家，除了表现其个人风格之外，最重要的是其作品必须使社会大众自心底的喜欢。要排除“曲高和寡”的错误观念，不以清高、乖张欺世，不以学识的象牙塔自保。
大乘的建筑家们应该是爱人群、爱生命的人，不是以人群为抗争对象、孤高自赏的人。新时代的英雄是为众人的价值寻求诠释的创造者。
在众多的西洋建筑家中，最符合此一条件的人是西班牙建筑家高地(AntoniGaudi)。他尽一切可能，使巴塞隆纳的市民喜欢他的作品。他把一生放在一座大教堂的建筑上，而未能完成。他去世时，全市市民为他送葬，因为他的作品不是为自己而存在，是为全市民而存在。他为世人喜爱的程度，远超过巴洛克建筑家伯尼尼。
但是真正的民众主义者，与以民众为幌子的建筑家是完全两回事的。前者如同动人的插画家，后者如同普普艺术的画家。普普画家们的作品以大众文化的媒体为主题，但其态度是嘲讽的，是犬儒的。在建筑界，Venture , Robert是以民间主题为幌子而不爱民众的代表。他的著作夸张美国民俗建筑的价值，目的在于找出一条理论的途径，使自己在历史上立足。他是一个标准的学院派，把民俗建筑推到不可理解的境域里去了。
我看到民主时代的大众建筑的远景，在多元的价值观之下，是多彩多姿的，在人类的普遍性美感与民族的独特性美感的互相激避之下，建筑可以出现丰富的面貌，以饱大众之眼福。摆脱了学院派的桎梏之后，建筑家的注意力就不会消耗在无关紧要的抽象理念上了。工程师要为建筑服务，而不会支配设计者的思想，建筑教育应该有彻底的改变，建筑学术研究应该有再定向的必要。
我觉得很惭愧，在思想上，我不是一个坚持信念、从一而终的人。当我觉得今是而昨非的时候，我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对过去坦承错误，在东海大学担任系主任的那十年，对建筑界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如果我再做一次，可能会从头反省，重新订定方向。
如前所述，我会把建筑定义为艺术，我会把课程之重心环绕着历史课建立起来，建筑的科学与设计的方法要退到第二线。我会更加以人为中心，要求年轻人去了解、体会真实的人生。我会把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国民族在居住环境上的价值观当做研究的课题。当做学生们观察环境的问题，我会要求年轻人在观察环境中一切现象的时候，不只注意那些一般人注意不到的抽象的意念，更要注意为大众所注目的形象，试图深度的体会其意义。
出世的建筑观要以人世的建筑观所取代。
这样的思想，与我在三十年前坐在贺先生的小客厅里读建筑的时候，相去已经很远了。这些年来，我与贺先生少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改变对建筑的热诚，对职业水准的坚持。这一点是他最使我钦佩的，也是我很惭愧，自己无法做到的。
最近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会。国立中正大学校园建筑已进入建筑设计的阶段，台湾几位顶尖的建筑家均入团参与设计。我做为一个旁观者，听他们在协调会中互相表达意见，再一次体会到承认建筑之主观性的重要。然而我最不能原谅自己，也是最不能向贺先生交代的，由于若干年类似的体会太多了，我失去了对建筑的热诚。我承认自己只有“入世”的看法，没有“入世”的精神。总结起来，我还是建筑商业化过程中的逃兵。
以文化的全面来看建筑，我只觉得它是我很喜欢很熟悉的一种艺术品而已，与我看中国古代文物一样的态度。我满怀兴奋所买到的一只宋磁湖窑书花的瓶子，它是一件艺术品，通常只对它的主人，包括它的设计者产生意义，也许对少数的上层社会的收藏家、鉴赏家有若干的意义，然而对大多数人，它是不存在的。我觉悟到，建筑成为一个讨论的对象，正是因为它的平凡，不为人察觉的，才希望追求卓越，争取大众的注意力。然而大家努力争取的结果，却形成一个新的平凡面。在大街上不知有多少是建筑家的力作，都未见任何一座为行人所注意。这是建筑家的悲哀，也是建筑家的命运!建筑必然要商品化、艺术化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建筑不采取大众的立场，除了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之外，还有甚么意义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