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5日 星期日

談李祖原建築師 (王增榮+阮慶岳)



我與+談論最具爭議性的台灣建築師:李祖原
(刊登於「建築師雜誌」二月號)
對談:
阮慶岳:
整理李祖原的時候,正好王大閎去世,稍微聯想對比。基本上,他們兩人都具有少見對建築的信仰,在執行時都遭逢現實,尤其操作建築一定要透過權力機構,王大閎遭逢政治權力一路潰敗,遇到問題選擇撤退放棄。李祖原跟他恰恰相反,回台灣大概是七零年代末期,正好是王大閎心態上決定離開建築的時間點,那時台灣的建築開始轉到資本權力,王大閎無法應對這系統,李祖原則算是應對資本系統的第一個代表人物,同期的漢寶德在應對資本權力的時候,也顯得綁手綁腳,李祖原似乎沒有這問題,看起來如魚得水,操作得非常好,甚至還可以同時應對政治與宗教權力的挑戰。
我曾在聯合報寫文章〈李祖原是一則謠言?〉,因為我常坐計程車,司機都會問你做哪一行,如果說建築,他們常常會提李祖原,而且立刻有觀點,譬如房子很不好用等等,我相信其實他們根本沒有用過,所以我覺得李祖原就是一個謠言,所有人都有成見在心裡認定。
我把他作品分成幾個階段,從最早回到台灣的亮相作品「環亞大飯店」,基本上是一個現代主義者,後來卻快速轉到後現代主義。這樣的轉變,建築界覺得像是搭著時代順風車,並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一種操作的模式,但我覺得這可能是真實的。
李祖原普遍被質疑是一個商業性的操作者,並沒有真正的信仰,但從他成為台灣後現代主義代表者,以及再來發展台北101高層建築,到後來轉做宗教性建築,從這三個階段可以清楚看見理念的延續與呈現。我之前比較大的質疑,是他一直有在鍛鍊內在思想,包括東方哲學、宗教信仰的想法,發展度其實也非常完整,但他的建築操作跟這兩塊似乎不能夠合一,但我現在覺得就算最後沒有完整合一,他確實有一直往這方向靠近,也算有階段性的成果。
基本上,他用生命建築來談他的建築,他這樣認為:「生命建築即安住生命之信息空間/生命生存於空間/空間之信息即生命之信息/空間乃建築之本體/建築是空間是信息/亦即生命。」
所以,建築其實具有生命,生命寄居在空間,空間訊息是裡面攜帶的訊息,生命、訊息、空間,對他來講是同一件事。很多建築師會後設說法來包裝建築,但他是真的相信這件事情。他自己畫的一個草圖,人的出現是一個卵子,是一個生命藏在一個空間裡,子宮也是一個空間,生命一直轉換不同形式的空間,誕生下來是在天地之間,然後尋找安生立命的空間,通通是生命跟空間的關係,整個生命就是這樣與空間互動的過程。
他強調建築是要承傳民族文化,其中沒有特別強調國家,是以民族來認定文化,認為建築是民族的語言,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美學就會滅亡,因為建築是「生活的載體」,這裡涵蓋物質、社會、心靈等。他很在乎心靈層面,把文化分出深層、中層、表層,並表示他不是要透過建築來表達自己相信的深層文化,反而表層文化對一般人溝通也是重要的。基本上他柔軟俗世,相對於王大閎不願回應表層這件事情,他會去應對各種層面的人,因為他認為生命是不斷移動傳遞的訊息。
一九七零年在大阪世博會,跟貝聿銘、彭蔭宣合作中華民國館,非常漂亮的現代主義作品,展露頭角意氣風發。後來的環亞大飯店也是現代主義,但在一九八五年完成的東王漢宮、一九八八成大宿舍,到大安國宅、宏國大樓等,完全發展出自己新的整套語言,從現代主義轉到後現代主義。他應該不喜歡被定位是後現代主義,但後現代主義在華人世界的發展,他絕對是代表者。語言是他由自己一路發展下來,不管在東王漢宮用庭院、亭台,接近小尺度與人互動的語言,在成大的航太所嘗試把「雲」放到屋頂,到更後來的閩南式馬背,符合台灣當時在鄉土論戰之後,重新定位台灣是銜接閩南地域環境的觀點。
一九八九年的宏國大樓,我覺得是他後現代風格裡頭最完整與漂亮的作品,另外
大安國宅也是重要的,但經常被批評。這種批評從他亮相到現在,其實一直沒有停過,我覺得是因為對他太成功太搶眼,也太接近資本權力的不滿。
二零零二年到大陸做的建築,就顯得有些誇張,有時候用力過頭,使符號性強過建築本體,也許是大陸的資本權力比台灣更強大,他因此只能節節敗退,但我們其實無法判斷真正原因。
九零年代在台灣發展的超高層建築,思考跟他相信的東方哲學如何結合。簡單地講,他把東方跟西方高層建築做比較,西方的人跟天是對立的,人必須要去破天,因此高層建築是一個刀,是人要勝天的概念。他的高層建築則是不斷生長並開花的植物,人是要奉獻一朵花給天,因此要做一個台來托天,人要襯托天的重要性。但他的理念不一定能夠完整支撐建築,因為李祖原的建築本體非常強,強到似乎只在與天地對話,沒有與周圍認真對話。另外,大部分建築師受正統現代主義的訓練,對符號、風水通通反對,認為不理性,可是李祖原卻放了進來,這也是他遭到批評的原因。
再看宗教建築,有趣的是他把儀式放進來,建築不只是造型,本身還是儀式的場所,儀式就是空間就是造型。宗教建築後期重要的一個轉折,是裡頭藏了三藏舍利子的山西法門寺,他蓄意拉出一個非常長的軸線,要人走入這樣充滿儀式、聖潔與紀念性的空間,行走的過程就是空間與建築。
中台禪寺的造型似乎有些延續宏國大樓,兩個斜體可見到李祖原對金字塔的嚮往,這樣的建築不能說是單純的中國建築,可以看到西藏或金字塔的影響,基本上是混合著不同文化的總和,空間強調儀式性跟層次性,橫向進來轉成縱向與天對話。所以最上面的空間,是攜帶一個生命體跟天對話的平台,這是一個儀式的場所。
一九八九年李祖原在北美館個展,請牟宗三老師題一段話,我覺得其中最有趣的是這句:「文化傳統有向而有相」,就是說文化是有方向、而且有一個面目,然後文化傳統是可辨識的,然後說:「于有向有相中存有無向無相品味之愉悅斯為美。」我覺得牟宗三是特別要說這段,因為李祖原顯得有些過度有相,應該要在無向及無相中,發現真正的品味與美。他又說:「美者,使一切文化創造為真實者也,亦是真生命生息之源也。」也是含蓄地提醒了李祖原不要太著相與用力。
我覺得到最後,台北101可能就是他的代表作。這建築孤獨地站在那邊,被所有人嘲笑批評,就有如李祖原的現實處境,但是沒有人可以忽視它的存在,李祖原就是孤獨的台北101,一直沒有真正融入台北,一直用自己的方法存在。
王增榮:
之前談到的王大閎、陳其寬、李承寬,一直對中國建築傳統的存在很在意,不管是像阮慶岳講的,中國建築的現代化或現代建築的中國化,他們是很在意的。他們對中國建築的認識,是年輕時經驗過的記憶,在面對世界強勢的建築潮流,開始思考如何讓心中眷戀的中國傳統不會被消滅。
李祖原是在西方教育體系養成,當他意識到中國傳統的重要性,他才回頭去理解中國文化,向牟宗三學習中國哲學。在他創作的盛期,從東王漢宮、宏國大樓、長谷世貿聯合國,到台北101,都是他想像的中國傳統的轉換。我想,在台灣與他同時期,或者在今天,沒有任何建築師的腦子會把建築想像到這個地步。他後現代風格的中國傳統,其實與王大閎、陳其寬、李承寬等有明顯的差別。他的「花開富貴」,入世的意識、建築的表現,與其他三人內斂的文人韻味大相逕庭,倒是與後來漢寶德的「大乘建築觀」有點呼應。小乘佛教是出世的,大乘是入世的,後者跟世俗同在一起。我曾有機會參與編製李祖原的作品集,聽他講道講了三年道,每個禮拜三從七點聽到十二點。
阮慶岳:
我不知道有這段,難怪你功力不錯。
王增榮:
宏國大樓的後現代具有強烈的隱喻性,立面上方外露的兩根大柱是兩棵大樹,一樓大廳有四棵,這是生命。這房子有一個重要的動作沒有做出來,就是兩側立面各有四道裝飾的彩帶,像京劇將軍的造型背後兩側插著旗幟的樣子,表示走路有風,這是生猛、風生水起的隱喻。由於現代主義過於理性內斂,無法跟人性做呼應,後現代則激進地以非建築的象徵語言彙把感性呈現出來。
李祖原為什麼轉向後現代?他在美國剛畢業時,與一群台灣留學生參加大阪世界博覽會(1970)台灣館的比圖,成員包括陳邁,他們得了第一名,但評審貝聿銘認為不好,請他們派一位代表到貝的事務所接受指導修改,當時其他人都在工作了,就推李祖原過去,台灣館後來變成貝聿銘的作品,李祖原名字沒了。
那時期貝聿銘的設計有很多柯比意、路康的影子,大阪世博台灣館就是由三角形、菱形的幾何體所組成。李祖原也不例外,七零年代他曾經短暫到東海大學教書,翻看當時他指導學生的作品,會看到非常路康式幾何構成的作法。後來他回到美國,在一個公司做到副總裁,八零年代台灣經濟好轉,他就回來開業。
在只有建蔽率的法令下,當時台灣建築師無法跳脫只做立面的狀態,但李祖原挾著在美國的名聲,在業主同意犠性局部面積的包容下,做出些許量體的變化,讓台灣建築跳脫出之前沈悶的狀態。王大閎與陳其寬都做不到這點。面對六零年代後,台灣建築商業化的局面,王大閎只能退縮,陳其寬走出東海大學也不行了,他們通通過不了這關。所以,李祖原對台灣建築發展的意義就在這裡。上一世代,只有修澤蘭可以跟他呼應。
在八零年代,建築上最重要的發展,是後現代的傳統主義成為顯學,這是由范求利(Robert Venturi)推動風潮,主要是針對從德國包浩斯(bauhaus)來的現代主義,一方面重新強調美國本土的建築傳統,同時也要突顯建築內在的複雜與矛盾性。
阮慶岳:
就是現代主義的建築裡,過度菁英有點不食人間煙火,還有一些禁慾主義的奇怪氣質,完全不理會日常的現實。
王增榮:
李祖原的敏感讓他意識到時代的轉變。一開始,他也跟著西方作西方傳統型式的後現代,像濱湖皇家。不久,他似乎意識到後現代的地域性回歸,或許是讓非西方體系的建築跳出西方價值的契機,而現代建築是西方的主場。於是,我們看到李祖原開始發展中國大傳統建築語彙的作法,像剛才談到的大安國宅、關渡的台北藝術大學。大安國宅,跟興安國宅、成功國宅同期,聽說當時施工圖都已畫完,送出前最後一刻,李祖原決定把圖收回來,一夕之間,全加上馬背山牆!
坦白說,對台灣近代建築的發展,我認為大安國宅有標的性意義,因為在這一瞬間,跳脫了光復、美援時期無感的現代性,出現些許自主性的反思。而且,李祖原所展現的,與最前面的三位男建築師,及中間的修澤蘭,很不一樣,他是在城市裡跟民眾直接對話。
阮慶岳:
他們還是在一個文人的狀態,李祖原已經不停留在文人的狀態裡頭。
王增榮:
對!修澤蘭在花園新城設計的是美式的郊區住宅,如果我們認為建築是文化表徵之一,這意味著對西方的傾斜。我們當然可以讓自己變成西方人,但李祖原在這時期代表對這趨勢的抗衡。
李祖原的審美,有些是我們不習慣的,如果你習慣陳其寬優美細緻的線條,李祖原的會被形容為又矮又粗。大安國宅戶外的亭台樓閣,有點像蘇州庭園,但亭子的柱子粗矮,又不似蘇州庭園的優雅。但創作者沒有必要義重複過去的作法,現代主義認為建築師必須要有自己的風格與個性。剛阮慶岳談到中台禪寺的比例、樣式,其實李祖原事務所的人員都知道,他崇敬的建築,除了路康的幾何與厚重的紀念性,就是南亞的佛塔與跟回教的寺廟,這是他心裡崇尚的建築型態。
我認為李祖原最好的作品是宏國大樓,這是當時宏國建設的總部大樓,業主似乎完全放手讓他表現。建築體量的尺度,充份展現李祖原的審美的特質,粗壯、具適度的紀念性,與強烈的傳統象徵語言的感覺。內部以每四層樓為一單元,各有一個挑高四層的公共空間,各自設置在四個立面上,李祖原說是氣韻的流動。後來,我看到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法蘭克福設計的銀行總部,發現這兩個作品對氣流的處理竟然有著異尺同工之妙,可惜當時綱路雜誌未興起,讓宏國大樓錯過向世界發表的機會。
我尊敬他,因為他是台灣建築裡少有的,清楚自己想做什麼的建築師。
阮慶岳:
李祖原不太跟別人解釋自己,別人批評也不回答。他會露出一種表情,好像你們都不了解我,我也不願意跟你們說。
王增榮:
台灣的辦公大樓,沒有像宏國大樓那樣具有概念的宣誓性與獨特性的作品,至於建築的厚重感,也是他的獨特性,作為總企業的總部大樓,這更可以理解的。
中台禪寺也很特殊,台灣的佛教是小乘,是強調出世、克制、守律的修行,但中台禪寺的老和尚的傳教,似乎受到西方哥德時期的影響。哥德時期是商人財富最發達的時期,教會的宣教策略,就是以教堂高聳的壯麗、華麗的彩繪窗,讓富人覺得即使他再有錢,也敵不過上帝,而甘心臣服。台灣的佛教從沒有過這樣的想法,但中國北方的寺廟是有這樣的格局。李祖原是老和尚的弟子,所以中台禪寺的設計超越了台灣對寺廟的想像,也因此,中台禪寺常被批評為不知所云。
高雄長谷世貿聯合國的樓頂,李祖原說是一個「托」,其實這是直升機停機坪台,這個托的動作,讓大樓一反西方尖塔式的原型,多了東方傳統象徵符號的意象。台北101竹節式的造型,除了節節高昇的寓意,從物理的角度看,也是有道理的,分成數段的屋身,可以把沿屋身而下的風擊現象粉碎。台灣早期的現代建築一直處理不好是造型,李祖原剛好可以。
阮慶岳:
他有階段性的成就,不能算是終點,但確實提升到一個狀態。
王增榮:
說得好!我們談王大閎時,沒看到他真正完成一件平衡地展現他的概念與才氣的代表作。王大閎還有個不錯的自宅,國父紀念館算半個,而陳其寬設計的大房子全都失敗。
李祖原是隻身回來台灣,沒有班底,這是他最大的致命傷。他向沈祖海建築師借調了十幾人,那組人大概是工專、高工程度的繪圖員,只能幫他完成他們能想像的施工圖,不能幫他解決細部與細部施作的設計,李祖原在美國是不須要管這些的。而業務擴充太快,失控的人事澎漲很快就把他推到金宇塔頂端的小房間。他在裡面草繪他的理想,下面各組主管,則近親繁殖般抄襲著自己事務所之前的作品。
阮慶岳:
你剛提的兩件事我覺得滿有趣的,一個是李祖原跟康的關係,這說法是我第一次聽到,另一個是李祖原為什麼會轉身進入後現代。李祖原跟康確實有相同的地方,康在西方整個現代建築史,是少見有完整去發展思想以及哲學系統的人,還能把自己內在哲學運用在建築上。
王增榮:
變成他個人獨特的手法。
阮慶岳:
因為他有整套思想來對應建築,其他大部分人都沒有。倒過來,在東方像李祖原這樣認真發展內在系統,一直想要運用到建築上的也很少,只是他沒有像康那樣的完整,欠缺可以具體表達的代表作。我們隱約只看到托天或花,具體進到建築不用解釋的,就有一整套思想節奏在裡頭的,好像並沒有。但無論如何,前一輪那幾個我們談的前輩建築師,他們都沒有真正發展完整的思想,你說漢寶德就算提了一個大乘,也沒實質發展出來。李祖原確實有信仰,但也許他服務的對象,權力與個性太強了,加上他的入世性,使他想要滿足太多人,又想要成全自我,這之間有矛盾存在,但他似乎相信他可以化解這個。
王增榮:
李祖原年輕時,就跟同輩的東方畫會、五月畫會的在一起。那些人是又現代又中國的,但是跟王大閎那一輩不一樣。傳統是王大閎已內化的日活經驗,對李祖原這代,傳統是透過學習得到的知識,因此,彼此對中國傳統的想法是不同的。而李祖原比王大閎的個性要外向,我猜他以為他可以進入並影響商業世界。
阮慶岳:
他很自信,根本不怕資本權力,沒什麼了不起,我照樣可以把你幹倒。李祖原是有霸氣與豪氣,也不是太管那些人怎樣說他。但你不覺得他很寂寞嗎?他從來不解釋不辯解,不管人家怎麼說。我聽過他唯一講的,是說不管他們怎麼說我,在佛家的說法裡,你自己是什麼就會看到對方是什麼,你是妖魔就會看到妖魔,這是我聽到他唯一的答辯。
王增榮:
你提到牟宗三的文章,他應該很清楚李祖原,我覺得牟宗三是婉轉地說這些事。那個「相」,就是牟宗三跟他的差異。
阮慶岳:
李祖原其實缺了一本書,而不是缺作品集,他整個思想到底是什麼回事,他自己沒說,也沒人幫他說。
我覺得牟宗三心裡很清楚,他在文字的前面後面,都稱讚有向有相有語言,也有一個信仰方向,可是他提醒不要太固著在具象上面,才是真正的美。我甚至懷疑李祖原有沒有真的抓到這個觀點,因為並沒有在那個展覽後面,看到什麼巨大的改變。
王增榮:
到目前為止,最能反應他心中理想的,我認為是他自己所畫出來的草繪圖,不是蓋出來的建築,蓋出來的都狀況百出,因為事務所成員的水準參差不齊。李祖原像尼采說的超人,飛得太高,底下的世界,他根本沒法掌。
阮慶岳:
而且,他不只運用一個既有的語言系統,不斷發展新的東西,中間會不斷轉變,那其實需要非常懂他信仰的人執行,而他完全不願意多談他相信什麼,應該也不會跟同事談太多,但這其實是滿重要的,他的信仰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同事不一定明白,他們只是要解決問題,甚至覺得做了這奇怪的東西,卻我要去處理的抱怨。
王增榮:
他在自己的事務所該孤立得很嚴重。如果李祖原腦裡的想像,能被精確地實現在建築,我認為,他的成就絕對是國際級。他空間的流動,跟自然跟道的關聯,就是牟宗三所說:「不可言說,而可感知」的狀態。能做到這個境界,但不入相,我想到的建築師是淞托(Peter Zumthor)。
阮慶岳:
其實有這樣特質的人極少。李祖原算是罕見有這個意圖,有沒有完成還不一定,但他至少走了一半。
王增榮:
他生錯了時代,跟王大閎一樣。我年輕時很想去他那邊工作,當時,我沒聽到過他講任何話,只看過他設計的模型與草繪圖,就心嚮往之,那個時期台灣沒有這樣氣魄的建築師。
阮慶岳:
他的自信、霸氣與氣場,會讓人感覺到力道,我那時也沒見到他,但光是看雜誌的作品,就把你震煞到了。我們來談談後現代,李祖原按理應該跟後現代沒關係,他在美國操作純粹的現代主義,回台灣卻非常快轉到後現代,建築界甚至批評他違背現代主義,投身到另一個路線。但他為何要離開現代主義,以他操作環亞的方式,在台灣是可以成功的,業主就在等待像他這樣的一個巨星出現,他就是那個時代期望的救世主。
王增榮:
我認為台灣第一個轉向到後現代的是李祖原,不是漢寶德,漢寶德反而比較後面,他是非常謹慎的人,他的轉折才更讓人意外。
阮慶岳:
漢寶德的轉折是令人質疑的,李祖原的轉折可能是真的。但後現代在美國七零年代就出現,他當時沒有回應,表示並沒有真正認同這個價值,之後他在談自己的信仰,是要發展一個民族語言,也意識到在現代主義的脈絡下沒有機會,再看到後現代主義的形式,是有機會來發展他的民族語言,因此真的在鍛鍊這個路線,有些人只是假借那個皮在包裝。
王增榮:
像上面講的,我覺得拖累他的,第一是事務所失控的澎漲,底下的人與他理念缺乏共鳴;第二是台灣營造技術的制約,無法將他後現代語彙的細部精準表達,以致顯得粗糙。
阮慶岳:
他是一個真實的人,有信仰也堅定實踐他的信仰。但他太相信自己可以應對現實,因此涉入太深,留下一些敗筆。
王增榮:
我曾有機會跟他單獨聊一早上,他要去國外演講,想聽我會給他什麼建議。我建議他不要再談中國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心裡有中國,也有路康、印度佛塔、回教寺廟,你就直率地講你自己就好。
阮慶岳:
我贊成。他要先能擺脫國族主義的包袱,畢竟文化總是會顯現的。第一優先應是人類才是文化,他是有能力談到人類普遍狀態的。
王增榮:
他問我為什麼?我說,你看安藤忠雄,他從不說日本的什麼,甚至還會談很多文藝復興的觀念,但是,我們與外國人在他的空間裡讀得到的都是日本。
阮慶岳:
李祖原某個脈絡跟日本七零年代有橫向關聯跟影響,他的語言跟定位自己的時候,是有取法日本七零年代的建築師,比安藤更早的那批。
王增榮:
所以牟宗三一定看到這點,不只是房子的相,「傳統」也是李祖原的相,把他自己困在建築裡頭。
阮慶岳:
一定要有相,但不可以著相,如果離不了相,就只能看見相。希臘神話藉由鏡子去看現實,因為盯著現實就會變成石頭了。回顧起來,他在台灣前二十年的發展,並沒有口口聲聲談國家民族,後來在中國發展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也許低估了政治權力跟資本權力的強大,認為自己是一個百毒不侵的無敵鐵金剛,但他其實還是一個凡人。
王增榮:
他的年紀並沒有讓他看開這個相。
阮慶岳:
但把他拿來跟王大閎對比,王看到這種妖魔鬼怪,就立刻轉身走開,李祖原卻覺得我可以拯救你們。
王增榮:
所以他為人是偉大的,只是他的成就是失敗的。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阮慶岳:
他太早離開修行的廟,急著入世想要拯救人,應該再待久一點。
王增榮:
李祖原是入世的,想去超渡一些事情。他談的花開富貴,我感受強烈。王大閎是逃避世俗的,李祖原則直接落入凡間,拉到一般庶民能懂的層級,但可惜沒有成功地演繹出新庶民化的建築。戰後的台灣,文化是錯亂的,原來的閩南文化,跟日本文化、中國文化交錯,經濟低落,局勢又不穩,完全沒有辦法去談精神性,他剛好就生在這個時期。
阮慶岳:
我們世代普遍對他有批判姿態,他應該有感覺到一種集體性的敵意,他無法分辨是誰,也不知道做錯了什麼。我覺得他有點像被逼到江邊的項羽,前面沒路後面追兵,那麼悲壯的感覺,我相信他極度孤獨,可能跟王大閎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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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2 李祖原 李祖原 C.Y. Lee Roan, Ching-yueh × Wang, Tseng-yung /Compiled by Lin Rey-Zhe   李祖原可能是台灣近代建築史上,不管對建築界與一般民眾而言,最具有爭議與傳奇的人物。基本上,他是大眾熟悉度最高、也最能引發討論的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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